文/九派新闻特约评论员舒圣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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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29日17时许，江苏苏州吴中区一名24岁男子在某高层建筑欲跳楼轻生。沈某（男，67岁）途经事发地，现场起哄，朝他大喊“不跳不是人”，旁边还有人哄然嬉笑。21时许，该男子从高楼跳下不幸身亡。依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相关规定，沈某已被当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。

当一个陌生人做出准备跳楼自杀的抉择，下面的闲人却因为“看秀”时间太长心生不满，似乎非得亲眼看见别人死亡才算顺心满意，这种人（如果还能称之为人的话），不仅是在向冷血动物的急遽退化，而且因为失去了基本的同情心，身上的人味儿也越来越淡了。可怕的是，为了寻求变态的刺激，如此漠视生命的行为，早已不是第一次发生，甚至有个广州老伯曾经悄悄爬到跳桥者身边，连拉带推将男子直接从高处推下。

具体到这起案件，起哄“不跳不是人”的老人，真的“不是人”——这已成为舆论的普遍共识。大家一致认为，把他人的生命当作儿戏，不仅应该道德谴责，也要法律追责。但是在法律层面，要说跳楼者的死亡与起哄者的怂恿言论之间，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，恐怕也很难。谁也不知道跳楼者是否听见了起哄者的喊话，更无法确定起哄行为对跳楼者最终选择跳下，到底有没有影响或者有多大影响。无论是警方想要追究刑事责任，还是家属想要追究民事责任，都有相当难度。

但是，当地警方还是进行了治安处罚，虽然没有公开处罚的具体依据，大抵应该是以寻衅滋事的名义，处罚其为了寻求刺激而无事生非、哗众取宠，发表不当怂恿言论起哄闹事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行为。寻衅滋事，无论在刑事犯罪还是治安领域，都因为所谓“口袋罪”而饱受指摘，但要处罚围观跳楼现场的恶意起哄行为，却又似乎找不到别的更好依据，这其实多少有点尴尬。

该拿什么去惩罚“不跳不是人”式的起哄行为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有人据此主张，应当增设“见死不救罪”。这种建议，无端加重了围观者的作为义务，显然非常不恰当。作为义务的来源，主要包括对危险源的监督管理义务、对脆弱法益的保护义务、对特定领域的支配产生的阻止法益危险义务等。具体到围观跳楼，围观者并不存在任何先行行为，也没有特殊保护义务，甚至缺乏救助的可能，他们对自杀者没有见死必救的作为义务和能力。

要处罚“不跳不是人”式的起哄行为，恐怕还是要靠寻衅滋事来兜底。只不过，除了公安部门要在法律的框架内严肃追究起哄者的法律责任，更重要的问题也许是：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样的起哄——是跟着哄然嬉笑，还是当场怒斥，甚至直接将起哄者扭送到派出所？很遗憾，在这起案件的现场，我们更多看见的是前者。

相比公共舆论在事后调性一致的炮轰，现场围观者似乎更愿意将其视为一个乐子，甚至不乏为起哄者叫好鼓掌的。如果起哄者是寻衅滋事哗众取宠，那么，他之所以能够“取宠”成功，主要因为确有这样一批观众……

当起哄“不跳不是人”的人，除了换来周边人群的唾骂，什么风头都出不了，这样的起哄者势必就会越来越少。因此，对于他们最好的处罚，是周边人群那一声正义的怒喝，是人们用看得见的鄙夷，让起哄者清晰感知到，说出那种话的他自己，才真正“不是人”。

【来源：九派新闻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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